近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在一档财经节目中关于“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”的言论，在网络上点燃了巨大的舆论火药桶。在被问及2亿多零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时，她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给出了硬核解释，称朝九晚五的人是牺牲了自由换取社保，而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，社保薄弱只是他们“自己管理自己”的代价。这番将生存挣扎精妙包装成“主权红利”的论调，瞬间遭遇全网排山倒海般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群嘲。学术概念与底层现实的“语义错位”在冷冰冰的劳动经济学模型里，“福利（Welfare）”确实可以被抽象为一个主观的效用概念，即用减少的制度约束去对冲缺失的社会保障。然而，当学者在琼楼玉宇中敲击着键盘、把“自由”当成高级资产来论述时，大众听到的却是对苦难的傲慢美化。对于风里来、雨里去的两亿多灵活就业者而言，所谓的“灵活”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是彰显个性的主动选择，而是在高筑的就业门槛前，为了碎银几两不得不退守的“谋生底线”。被算法困住的“自由”，算哪门子福利？文案指出，用体制内的“稳定不自由”和零工的“不稳定有自由”做等价值交换，在现实中是完全失效的伪命题。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被困在高度紧绷的平台算法里，为了维持基本生计不得不超长过劳。他们的时间被订单死死绑定，手停口停，缺乏工伤、医疗和长远养老兜底。把这种被动让渡的社会保障、用高强度的肉体透支换来的时间空隙称作“福利”，不仅剥离了同理心，更是在用精致的理论为公共保障制度的短板涂脂抹粉。诚然，理性客观地看待，涉事教授此前曾做过大量深入基层的零工社保调研，并持续呼吁降低缴费基数以实现新型社保兜底，舆论无需因其一次不合时宜的表达而全盘抹杀其学术付出。但这次翻车风波却给整个精英阶层上了一课：自由与保障从来不该是二选一的对立项。健康的现代社会，不应将“灵活”异化为敷衍底层劳动者的遮羞布，而是应当让落后的制度去死磕新用工形态，让奔波在时代洪流里的打工人，既能拥有劳动的体面，也能看见制度兜底的灯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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